十多年前，我的岳丈，一位本地資深的黨史工作者去世時，我們整理遺物，發(fā)現(xiàn)他的諸多合影以及外地老領導老同志寫給他的信、寄給他的稿，大多與浙東新四軍“北撤會議”有關。

“作為后人，我們應該熟知這一段不忍觸摸然而永遠涂飾壯懷激烈、樸素凄美的底色的歷史，并有責任以敬畏之心、虔誠之態(tài)、報國之志去表達對他們‘北撤’人應有的崇仰。”在老人生前寫的一篇紀念“北撤會議”的文章結尾處讀到這段話時，我終于明白老人對“北撤會議”那泓揮之不去的深厚感情，明白了住院之前，他為何要執(zhí)拗地讓我陪他再去一次“上虞革命史跡陳列館”。那里正是浙東新四軍“北撤會議”舊址。而即便是在住院期間，他還在審讀浙東縱隊老戰(zhàn)士、“北撤會議”的親歷者何畏先生的回憶文章。

一次次閱讀老人留下的那些來信來稿，一次次走進浙東新四軍“北撤會議”舊址，都引領我走近那片歷史的天空……

如今依然留存的“北撤會議”舊址，由三間平房組成，坐北朝南，粉墻黛瓦，典型的江南庭院風格建筑。屋內，木質的桌椅和杯盤碗碟見證了當年的樸素與艱辛，讓人不由想起一位先烈的話：“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zhàn)勝許多困難的地方。”主會議室內，東西兩側墻上懸掛了當年參加會議的譚啟龍等六位浙東新四軍游擊縱隊負責人的照片及簡歷，北側墻上的圖片介紹了北撤“電文”摘要、北撤行動路線……走著，看著，當年會議的嚴肅氣氛、北撤前的緊張籌備以及群眾揮淚告別的動人場景，仿佛從歷史中涌來……

抗日戰(zhàn)爭期間，浙東建立了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包括四明、會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鎮(zhèn)海三縣以北地區(qū)）和浦東等地區(qū)，擁有四百萬人口，有一支一萬余人的抗日武裝隊伍——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成為全國主要的抗日根據(jù)地之一?？谷諔?zhàn)爭取得勝利后，長期遭受外強掠奪侵略的中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zhàn)獨裁。為了爭取和平，避免內戰(zhàn)，黨在重慶談判中作出了必要而重大的讓步，主動撤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等八塊根據(jù)地。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確定了“向北發(fā)展、向南防御”的全國戰(zhàn)略方針。中央的決策一經(jīng)作出，便得以迅速傳達。9月20日，華中局轉發(fā)中共中央電報，通知浙東、蘇南、皖南部隊北撤，并就北撤的具體問題發(fā)來指示。

“當年，我二十歲左右，在浙東游擊縱隊司令部任作戰(zhàn)參謀，中央發(fā)來的北撤電報就是我送給譚啟龍政委的。”一位叫勞范的浙江桐廬籍新四軍戰(zhàn)士，2012年接受采訪時，說起當年送電報的情形。因為事發(fā)突然，浙東縱隊根本毫無準備。不久前，浙東縱隊還對浙東敵偽發(fā)起了大反攻，在民兵的配合下，基本消滅了盤踞在四明、三北、金蕭、淞滬地區(qū)敢于頑抗的日偽軍，并把主力部隊集結于寧波城外，準備攻取這個浙東沿海的大城市。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上級下達的一道放棄浙東、全軍北撤的命令，無異于“晴天霹靂”。

時任浙東區(qū)黨委書記、浙東縱隊政委的譚啟龍后來在回憶中也說到當年接到電報時的復雜心情：“要論突然，要說驚詫，我也是其中一個，這不，當時我連拿電報的手也顫抖了起來。”譚啟龍的大惑不解自有原因：這里是浙東縱隊官兵們在中央領導下，英勇善戰(zhàn)打下的根據(jù)地，也是廣大群眾熱情支戰(zhàn)結下的一大碩果，如今怎么能說撤就撤呢？然而，面對時局，譚啟龍也明白了：日寇的鐵蹄留下了累累白骨和憤懣的淚水，而戰(zhàn)爭的陰影也并未遠去。北撤是中央從大局出發(fā)作出的決策，貫徹上絕不能打半點折扣。9月22日，在譚啟龍、何克希等七人參加的浙東區(qū)會議上，大家很快就形成了共識，確定了北撤的有關部署方案。

我徘徊在會議室里，看到掛在墻隅的煤油燈。抵近看，斑斑舊跡，似乎還有昔日的煤油味。1945年9月23日上午，中共浙東區(qū)黨委擴大會議就在這里召開。這盞煤油燈，或許曾默默見證過在這里召開的“北撤會議”。其時，參加會議的有地委、縣委書記和部隊支隊以上領導干部共三十余人。會議就集中船只為北撤渡江做好準備、從各部隊抽調精干的少數(shù)武裝和一部電臺留在四明山組建“浙東工委”、建立公開的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留守處、收回“抗幣”處理物資、起草告別浙東人民的文告等七項內容分別作出決定。

透過陳列著大會記錄本的玻璃櫥窗，重讀七項決定，不難看到浙東區(qū)黨委對執(zhí)行中共中央和華中局指示的堅決徹底，對每一個戰(zhàn)士每一個幫助配合過縱隊工作的地方黨員、積極分子以及廣大群眾的高度負責——這是何等敢于擔當又顧全大局的政治品質，何等雷厲風行又從容不迫的工作作風，何等腳踏實地又謹慎細致的工作藝術！

一俟浙東區(qū)黨委擴大會議結束，心中早有打算的譚啟龍便把準備留守浙東堅持斗爭的主要領導同志留了下來。他深知，待縱隊一撤，形勢和環(huán)境就會惡化，他們自會遇到更多可以想象和無法想象的困難。“你們務須高舉黨的旗幟，依靠山地，組織短小精悍的秘密武裝，這樣，即使在環(huán)境十分嚴峻惡劣的情況下，亦能保存我黨的骨干力量，以等待時機……”譚啟龍的一番話，當是臨行告別時的一種政治交代，字字擲地有聲。

因了時間緊、任務重，尤其對收回浙東行政區(qū)為加強對敵偽的經(jīng)濟斗爭而在根據(jù)地內流通的“抗幣”，以免根據(jù)地人民遭受損失等政策性極強的一些事情的處理，“‘北撤會議’后的兩三天，浙東區(qū)黨委核心其實還開過一個碰頭會，地點就在我家。”上虞豐惠鎮(zhèn)退休干部、“北撤會議”舊址講解員俞文治回憶說，“我記得當時有五六個人在我家堂屋，印象很深的是何克希司令，上身里面穿著白襯衫，外面是灰棉襖。他們是站著開會的，時間很短。”我相信，這樣“站著開會”商量的絕不只是這一次，恰恰是這般不拘時間、地點和形式的高效率的碰頭，確保了北撤前一些棘手問題的迎刃而解，從而為順利北撤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很快，《忍痛告別浙東父老兄弟姐妹書》擬就并刊登在《新浙東報》終刊號上。《告別書》雖字數(shù)不多，但明大義、道隱情、敘情誼、許愿心，即便今天讀來，也依然催人淚下：

“正當日寇投降、抗戰(zhàn)勝利，理應聚首狂歡的時候，我們卻要忍痛向你們告別了。

“……八年抗戰(zhàn)，我們中國人民的犧牲是空前巨大的，現(xiàn)在抗戰(zhàn)勝利結束，全國瘡痍滿目，百廢待興，人民實在不能再遭受戰(zhàn)禍了，中國的內戰(zhàn)是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來避免的。因此，雖然浙東解放區(qū)是我們與大家四年多來共同流血流汗艱苦從敵偽手中奪回來建設的，我們對這塊年輕的抗日民主根據(jù)地具有無限的熱愛，對于浙東的父老兄弟姊妹具有真正骨肉之情。我們實在不愿離開你們，任何人也沒有理由要我們離開，只是為了委曲求全，相忍為國，中共中央與本軍軍部才不惜這樣決定。我浙東新四軍與民主政府工作人員，對于中共中央及本軍軍部這種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完全擁護，并已決定即日堅決執(zhí)行從浙東撤退的命令。

“現(xiàn)在我們馬上就要走了……

“祝福民主的新浙東、新中國早日降臨！”

保存至今的《新浙東報》紙面雖已發(fā)黃，但一個個用鉛字印刷的字體依然俊朗清晰，那一個個排列整齊的字體仿佛當年整裝待發(fā)的戰(zhàn)士。

滔滔錢江水，淘盡了千古風流人物；茫茫四明山，留下了幾多英雄故事。“北撤會議”的歷史事跡不僅鐫刻在舊址的石頭上，也深深地鑲嵌在了我的腦海里——在告別了血腥風雨、走出了困惑迷茫的今天，人們往往容易低估革命的殘酷、探索的艱辛，容易忽視昂然挺首的英勇、改天換地的奇崛，唯有常常感受歷史呼吸、每每體會先輩渴望，我們才會理解并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責任。據(jù)何畏先生回憶，9月30日，當譚啟龍政委帶領的一支北撤隊伍到達指定地點——慈北古窯鋪時，已有人群聚在那里，他們三三兩兩說著笑著，顯然，他們還不知道北撤的消息，并不了解戰(zhàn)士們?yōu)槭裁匆洗珊?。當譚啟龍宣讀北撤命令時，人群中喧嘩起來了，不少人竟嗚嗚痛哭。大家緊緊握著戰(zhàn)士們的手叮嚀：“你們一定要回來，不能忘了我們，不能忘了四明山，不能忘了三北呵！”至當年11月初，浙東游擊縱隊全體官兵，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跋涉和突圍，終于全部抵達蘇中東臺集結，勝利完成了黨中央和新四軍軍部賦予的戰(zhàn)略轉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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